老洪的文章《探路者——我的中农信故事》，说到我与芮杏文同志的关系。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，但说得不是很清楚，也没说在根上。老洪文章发表后，关于我和芮的关系，听到一些不同声音，我也就这个问题说说话。
芮来中农信
我与芮的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11月11日，我11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：昨天上午芮请我去他处。他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上海市委书记等职，现在是计委正部长级的副主任，具有改革形象。他要搞一个中华物业公司，希望我公司做发起人并入股，他也有可能做我公司的董事长。此为大事，要三思。
我那时很忙，日记只是简单记了一下，还是第二天补记的。其实，那天我们谈的时间很长，也很投机。芮坦率，我也诚恳。芮讲，他从书记处书记位置不明不白地下来，到国家计委任职。计委的主任、副主任已有七八位，其中正部级的就有好几位，他来的不明不白，做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现在又到了退的年龄，退后的出路就是到全国政协，当个常委什么的，虚在那里，没什么意思，他想搞一个中华物业公司，把全国混乱的房地产市场统起来。他说，他正在筹备这家公司，但困难较大，所以想让中农信做发起人，并入股。他还说，他听计委的领导讲，中农信是国家计委下的国农投的一家子公司，是一家不错的公司，最近改了名，由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公司改为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，将由国家计委直接管，计委想让中农信做国家计委下六大投资公司的财务公司，而中农信有很大的房地产业务。他正是听了这些说法，才想找我谈的。我对他说，为什么还要再办一家公司？我们中农信就有房地产开发业务，已做得很大，建设中小城镇、开发城乡结合部、抢占大城市的黄金地段。欢迎他来中农信，就以中农信为平台，开发全国的房地产。
说实话，我当时太希望芮能来中农信了，是真心希望，就怕他不来。我在想，他那个中华物业公司能办成更好，他可以大展宏图，如果办不成，那他能来中农信，对我们大好。
后来，我又去了芮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几次，一起商谈。有一次，他给我看时任上海市领导黄（菊）、吴（邦国）写给他的信，向他请教上海发展建设中的几个问题。我能感觉出来，芮看到他的老部下都在大干快上，而自己就要退下来，有点儿着急。不过，后来他告诉我，中华物业公司办不成了，计委的主任们和李总理都同意，但江不同意。江的意思是，如果退下来的人都去搞一家公司，那怎么成？这样，芮来中农信就成为首选。
芮也很慎重。他先派计委的人到中农信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，了解后，芮很满意，动了来中农信的心。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芮派来的人，还很奇怪，国家计委怎么突然派人来公司了解情况。
与此同时，我也动作，争取芮来公司。1992年12月4日的日记里说：上午先听小阳、军衔谈昨晚他们去芮家的情况，已将话递过去，请芮帮我们保旗帜、争位势、要资金。
这样，芮来中农信的事就这么定了。下一步，是芮怎么来，以什么身份来。
国家计委有个打算，让芮来做董事长。可是，中农信并入国农投后，已经没有了董事会，一时又很难组织起董事会，没有董事会，哪来的董事长？
作为监事会主席来？公司没有董事会，冒出一个监事会来，不太有道理，再说芮可不想做监事会主席，认为只管监督，是闲差，没意思，如果做监事会主席，还不如就在全国政协当常委，此路不通。
我当时也有自己的考虑。我想，要不就让芮任总经理，法人代表，我协助他，或把我调出。我在中农信已干了五年多，其间惊涛骇浪，太累了，这个时候走，对中农信人总算有个交代了。可是，芮认为，国家计委根本不会同意这种安排，这也违背江的意见，他也不想这样做。
我与芮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商量出一个理事会来，觉得走这条路还比较通，也比较可行。其实，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对理事会这件事的可行性并未深入研究。后来证明，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，起码对芮这个人是行不通的。
就在操作理事会这件事时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的邹家华要调离，由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接任。芮有点儿着急，怕邹调走后，陈来，不同意成立理事会，使此事搁浅。有一天，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，说了他的担心，我给他出主意，抓紧找邹，对邹说，理事会事不要等计委党组开会研究了，由党组成员们分别签字同意则可。芮这么办了，就在陈来的前两天，理事会成立了。
当时组成理事会的成员如下：
理事长
芮杏文：国家计委副主任，退下后，拟安排全国政协常委
理事
涂逢俊：国家农业投资公司总经理（副部级）
翟新华：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
徐荣初：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
刘尧传：国家计委农村经济司司长
林 军：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
李福臣：国家计委财政金融综合司副司长
田 红：国家计委人事司副司长
从以上理事会的组成人员可以知道，理事会除了芮是要退下来的人，我与涂逢俊在各自的公司任总经理，其他都是现职的政府官员。
说实话，对芮来公司，公司内反对的人还是挺多的，有公司领导，也有中层干部，其中许多人是公司骨干。他们反对芮来，不是对芮有什么不好的看法，只是觉得，芮性格较硬，要干事，实干；我也性格较硬，也是干事的人，一山难容二虎，很难合作。再就是，管理体制不顺，理事会是干什么的？与总办会是什么关系？搞不好，公司就乱了。还有人有狭隘的议论，觉得我们打天下，芮来坐天下，心里不舒服，不能接受。总之，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。
我当时认为，上述种种说法，目光短浅，我在个别场合也发过火。说什么一山难容二虎，芮可能是虎，我还不是什么虎，他比我高大多了。再说，当年杜（润生）老任董事长，他管出主意，出思路，大事把关，帮助公司解决困难，我们在底下干实事，求发展，合作得很好，没有什么一山难容二虎的问题。至于管理体制不顺，那就慢慢理顺。对“打天下”、“坐天下”的议论，我比较恼火。什么“翟天下”、“芮天下”，中农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，是国家的。我告诉他们，芮来了，可保住我们的三面旗帜，提高公司位势，争取更多资源。不要再议论了。
为中农信升格努力
芮终于来了中农信。他已是65岁的人，身体还不那么好，但他仍像年轻人那样充满热情，想大干一场，干一番房地产的大事业。在他面前，我倒有点儿显得老了。
他首先努力提高公司的位势。我1993年3月16日的日记里说：下午到西郊宾馆芮处，他正在这里开全国政协会。我们向他谈到交接中有关事宜（国农信改为中农信，由国农投管改为国家计委管），重点谈公司规格。芮说，李总理也同意中农信升格，关键是怎么操作。芮认为中农信应是副部级，并且不能让计委管死。3月18日的日记说：上午芮来电话，说中农信应做很大，应向中信、光大看齐，不再提计委“直接管理”。3月19日日记说：芮正约见李，要解决我公司的部级规格诸事。
但是，据我了解，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的领导，比如当时国家计委的佘秘书长，他原是邹副总理的秘书，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，就不赞同中农信升格。他认为，“不存在什么规格问题，所谓升格就是将在国农投下升到计委下，由二级公司升为一级公司，或者暂不提规格事，将规格挂起来。”国家计委人事司也是这个意见。
公司升格这件事，不了了之，但国家计委还是下文，明确中农信计划单列，大型联合企业规格，有外事审批权。这些规则，中农信时有，国农信时也有，计委再次明确一下，对公司还是有很大好处的。这与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芮来中农信没多久，1993年4月8日，中农信在人民大会堂开公司五周年庆祝大会，我当天的日记中有记载。参加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田（纪云）、邹（家华）等四位，正部级领导有杜（润生）老等七位，副部级领导40位左右，还有300多位司局级领导。
在这个庆祝大会上，田副总理对我说，中农信干得好，要“破浪前进”；邹副总理也与我说话，我对他说，希望他仍分管计委工作，他说，明天国务院就分工。
这次大会来这么多贵宾，其中有些是我能请得动的，有些是我请不动的。应该说，许多贵宾是带着对芮的敬重与同情来的，是看着芮的面子来的。让公司升格也好，这次庆祝大会也好，都大大提高了中农信的位势，扩大了中农信的影响，这是芮的大功劳。
庆祝大会后，芮提出陪我到上海等省市走走，把我介绍给有关省市的主要领导。我知道，他说是陪我走走，在官场上是我陪他走走。不管如何，都是芮的好意，是一种盛情，我既感动，又很感激。可是，我当时手中的工作较多，我又不太愿意也不善于与高官们打交道。还有，我觉得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，芮又是那样一种处境，他到各省市去，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会比较为难，他们若对芮敬而远之，芮也会面临困境。我不想眼见他这种困境，就没与芮一起去，而是请洪毓安与他一同前往。但我至今不能忘记芮的盛情，辜负了他的盛情，深感不安。
在这期间，1993年4月13日，中农信组织去黄崖关长城春游。我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：今天是公司全体员工春游。芮也来，他的车有开道装置，红灯、喇叭，这样一来，一个大车队就形成了，小面包车在最前面，后面是芮的车，红灯闪闪，喇叭阵阵，再后是我，后又是一辆小车，坐着其他公司领导，最后是五辆大巴车，一行九辆车，浩浩荡荡，风驰电掣，一种气派。两个小时到黄崖关，大队人员开始登长城。公司有一半人到了顶点，大家一齐高喊：中农信，超中信，跨世纪。
从这则日记可以知道，这是中农信的高光时刻，芮的到来，使中农信热血沸腾。
理不顺的管理体制
芮来中农信是要大干一场的，管理体制的问题就来了，或者说许多先前没有察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理事会是干什么的。理事会的角色、地位、作用是什么？它与计委的关系是什么，与中农信的关系又是什么？国家计委的其他六大投资公司都没有理事会，只中农信有，中农信的理事会是管理的需要吗？
先说理事会的外部关系。理事会要么代表政府，也就是国家计委，要么代表资本，也就是股东。可是，理事会代表国家计委？不代表。我1993年4月28日的日记说：与现任的国家计委主任陈（锦华）见面，一见面，他就说，六大投资公司都说你们干得好，所以现在很神气。我说，现在有个理事会，不顺。他问，理事会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芮讲理事会是代表计委管我们的。陈说，芮不再担任计委副主任，他怎么代表计委。我又说到我现在工作不好做。陈说，你们不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吗？你是总经理，你就负起责任，你们在市场经济中干得很好，我支持，干下去。至于理事会，刚成立也不好撤，可与邹（家华）商量一下，看怎么办，不能因芮的个人性格把工作搞乱了。
1993年9月24日我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：现在理事会多处受阻，一是现在正道讲的是监事会，理事会非正道；一是反腐败，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，理事会成员慌乱。到后来，1993年11月1日，我日记说：下午毓安来，他去计委开会，计委领导在会上讲，计委现职的司局长不再在中农信理事会内兼理事职务。
芮也曾说过，不再提计委“直接管理”，想脱离计委的管理。我当时很希望理事会是代表国家计委管理中农信的，这样许多事情就好办了；现在理事会不代表国家计委，又站在中农信与国家计委之间，事情倒难办了。
理事会代表资本也就是股东吗？也不代表。国家计委并没出钱，也没有文件明确中农信的本金归计委，所以国家计委不是中农信的股东。理事会成立后，中国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等五大银行提出要召开股东会，或董事会，因为他们先后入股中农信公司1.2亿元人民币，这五大银行都不承认什么理事会。我1993年5月25日日记记载：建行信托等五家“股东”联名向芮与我各发一函，要求股东权益，要求召开董事会。
这样，理事会既不代表政府，不代表国家计委，又不代表资本，不代表股东，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了。我1993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说：岐 山讲，芮找过他，想了解中农信与翟的情况，他没有应芮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道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田（纪云）、邹（家华）、陈（俊生）、杜（润生）、佘（建明）等都认为，理事会这个体制确实不顺。一些学者、法律工作者还提到，根据《企业法》，中农信的理事会无法可依。在当时，国家计委主任陈（锦华），以及计委有关司局的领导们也都认为，中农信理事会这个管理体制是不顺的。
理事会身份不明，位置不正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中农信的对外关系不但没因理事会的成立而拓展顺畅，有些关系反倒紧张不通了。与国家计委各司局的关系，变得不好处理，与人总行、各大银行的关系，与财政部、工商总局的关系，与各省市的关系，也变得不好处理。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农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管理体制，不知理事会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中农信谁在负责，谁说了算。
再看一下理事会本身。前边说过，理事会的组成人员，除了芮是退下来的，其他不是在职的公司老总，就是现职的政府官员，政府官员还都是司局长。芮热心理事会的事，其他人并不热心，不是不想热心，而是手头都有一大堆事，哪有心思管中农信的事。后来，现职的司局长们都不得兼任理事会的理事职务，理事会就只剩了芮、涂、我三人。涂忙他国农投的事，根本不想过问中农信，我忙公司总办会的事，也顾不上理事会，理事会就只有芮了。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很难把理事会的事运作起来；更何况，理事会也没什么机构。既无人事机构，也无财务机构，就理事会本身来说，它的存在已难有作用，失去了意义。
最后再说一下理事会对内即对公司的管理。芮提出，中农信处级及其以上干部的任命、300万以上的投资、分支机构的设立等等，都要经理事会研究决定。中农信是公司、部门、处三级，部门级干部就有五六十人，处级干部至少在二三百人，这些人都要经理事会研究任命，不现实。我认为，理事会管理到部门级则可。中农信资产规模上百亿，后来上到300多亿，300万以上的投资都要理事会研究决定，那理事会还不要天天开会？分支机构的设立，可考虑由理事会研究决定；可是，子公司的分支机构多如牛毛，也要理事会研究决定，也不现实。我觉得芮的提议不可行，也就没有响应。这件事不了了之。应该说，我和芮的分歧，对公司运作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，但动摇了人心，大家觉得公司有了两张皮，一张是理事会，一张是总办会。
芮为什么要把中农信管这么死，我1993年6月12日的日记里说：芮说他不能学杜老，因为杜老当中农信董事长时，还有农研室主任的位置，杜老可不管或少管中农信的事，而他什么实质性的位置都没有了，不管中农信的事管什么。
现在看，芮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应该说芮与杜是不同的人，杜是学者型的政府高官，比较超脱，而芮是实干型的政府高官，尤其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，让芮像杜老那样，只管出主意，谋大事，把大关，也不可能。
我在1993年2月16日的日记说：中午宴请芮夫妇，芮明天出国，为他饯行。看来，做大事要靠芮，我们要跟着芮学做大事。芮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，办了三件大事：⑴引外资32个亿。⑵搞土地批租。⑶上海对中央财政包干，基数105个亿。
这应该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，否则我是不会写进日记的。但事情总是两面的，你要跟着芮学做大事，芮现在要来抓公司的小事了，你怎么办？
那时，我也想，芮不能担任实职，可否考虑芮开车，我坐车？可是，我是中农信的法人代表，是总经理，又是总经理负责制，我开这辆车，是法定的。我不开车，只坐车，车翻了，出了问题，我要负法律上的责任，这个责任我负不起，我害怕负这个责任。
而且，不要说坐车，我只是在一些事上对理事会让了让，大家就有了意见。1993年5月1日日记中说：与小杨、小海讨论芮事，关于讨论有这样几点：⑴小杨认为我一让再让，把许多东西都让出去了。我问他，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讲话，他说关键在于大家都相信我正确，不会错，既然那么做，我肯定是想好了。这就是正确带来的错误。三年的实践使大家认识到我的正确，这是好事，但也会变成坏事。⑵与芮的事，闹不好就会进海子里去，成为上层政治、人事斗争的一个点，要考虑到此点。⑶现在的方针是两条，一是利用矛盾，使本是计委与理事会的冲突，成为他们之间的事，不必做什么好汉，不必把这种冲突引到我们这里来。二是公司系统对理事会进行软抵抗，使其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。
看来，芮开车我坐车也行不通。
我又想，将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都交给芮，他也可以由此组成一个大的房地产公司，实现他的中华物业公司之梦，宏图大展。这样，芮是理事长，有虚位，又有房地产公司，有实权，可做实事。在我1993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想法：与国家计委陈主任见面，我谈到为芮成立一个公司，在中农信下，这样芮既可做理事长，虚一些，又可抓一个公司，实一些。陈不同意，认为这不符合计委文件精神。
此路又不通。
我还与芮谈过，不要搞理事会、总办会两张皮了，就请芮来参加总办会，大事他来定，我们去干就是了。芮认为这样不好，也就没这样办。
路路不通，无路可走，我与芮就只好各行其是了。
我主要做了三件事，一是稳住公司；二是找有关领导、部门，反映中农信管理体制不顺，理事会定位不明；三是寻找我的出路，离开中农信。
由于有了芮的理事会，又有我的总办会，大家就有了个站队问题。我不认为公司是芮的，有人说“公司姓芮了”，我不赞同这种说法，当然公司也不是我的。我也不同意站什么队，但大家有站队的思想也难免，形势所迫，不得不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尽量稳住公司，稳住人心。
找有关部门，又找有关领导，说中农信管理体制，有的是我找他们，有的是他们找我。找的结果是：几乎所有的领导、部门，都认为中农信管理体制不顺，也都想解决理事会问题，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来。
我厌倦了，我要离开中农信，而且认为这时我离开中农信是一个大好机会。这样的时机我离开，中农信人可以理解，没话说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时机，我不顾中农信死活，自己另谋高就，大家会有话说。现在芮来了，我走，天下太平，皆大欢喜，大家没有什么话说，我也心安。我通过王军衔等人的帮助，找了中组部领导；我又找了我的老领导，时任吉林省委书记何竹康，何说他那里正好有一个副省长的空缺，欢迎我去他那里。
在我做这三件事的同时，我对芮就敬而远之了。本该与芮商量的事也不商量了，本该请芮参加的会也不请了，还说了一些过激的话。现在想，我那时的水平就那么高，要求我水平再高些，我当时也做不到。
芮对我的意见
最早是芮不通过我就往公司安排人，让我觉得很不妥。1993年6月12日日记：芮认为我是浑小子，讲话放肆。对于做小事的人来讲，我确实是个浑小子，但对于做大事的人来讲，我又还不够“浑”。
老洪将我的那本《中国市场经济之源》送芮阅。1993年9月20日，芮把老洪找去，谈了一个多小时。芮说，《之源》我拜读了两个小时，什么内容也没有，连个企业家也算不上。
我肯定算不上什么企业家，但我觉得芮这个话应当面对我讲。芮对我还有很多批评，有的有道理，有的没道理，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，能说出来就好，能说出来就是好人。
再摘录几篇1993年的日记如下：
3月22日：上午与毓安谈，他说老翁（永曦）最近去了杜润生家，杜说芮找了他，芮问杜，翟到底怎样，要不要换掉？杜说，翟有能力、魄力，坦诚，说话时不会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是方法简单，不必换。
5月12日：与训吉通一长途电话，芮什么招呼也不打，要在杭州开上海、江苏、浙江三个点的片会；润地项目也坚持非过理事会不可。
8月3日：上午毓安来，告诉我，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说，芮讲，翟不适合做中农信的头，应换人。陈当时问，翟的国农投副总刚免掉，你又把他这个职务撤了，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8月17日：上午到公司后，先训吉来，他告诉我，据了解，6月21日下午计委党组开会，芮提出调我到农经司任司长。在场的有几位副主任同意，但分管农经司的陈耀邦副主任不同意。陈主任同意耀邦意见，此事搁置。
这件事距芮来中农信三个多月，他不但动了换我之心，而且有了行动。后来知道，由于计委副主任较多，陈耀邦只分管两个司，其中一个就是农经司。他觉得他就分管这两个司，其中一个司的司长还被芮安排，他不能接受，也就不同意。再就是有人说，把我安排在农经司当司长，安排得低了点儿，但当时计委已有那么多副主任，也不好安排我当副主任。
9月20日：下午毓安来，上午芮把他找去谈了一个多小时，对他说，翟找了江、田、邓（朴方），还要找谁，是不是还要找邓（小平）？
对于芮的这些说法与做法，我在感情上不太能接受，但在理智上，我是理解他的，他也是想把中农信搞好。对他要换掉我，我甚至有点儿暗暗自喜，能把我调出去，还能当个农经司司长，对我来说，是天大好事。岐 山将中农信交给我，我就不想接；他讲“一司两制”，我不积极，因为我不想挑起中农信这个担子。那时，我就努力想调出中农信，没有成功。芮来公司，我就想走，让芮挑起这个担子，现在机会总算来了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反对？可惜，芮的几次努力未成。我出不去，让芮失望，我也失望。
我们各行其是一段时间后，芮的积极性下去不少。我觉得就私人关系来说，我对不起芮。我热烈地欢迎他来公司，他来以后，由于管理体制不顺，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，这使我不安。在一次理事会上，我讲了我这种不安，并说，打算不再坚持什么，芮怎么做都行。没想到，这次理事会竟然是最后一次理事会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能在这次理事会上表达我的不安，是我的幸运。否则，我就失去了在理事会上表达这种不安的机会。
关于中农信、理事会、芮与我，分管过中农信的田纪云，跟我有一次谈话。时间是1993年8月9日。这次田约我，原说谈三十分钟，结果谈了七十分钟。关于中农信，他说了这样几点：⑴中农信发展到今天这样很不容易，是一块很大资源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放弃。⑵关于芮，他说：搞个理事会，多此一举，一帮现职司、局长在那里研究中农信的资金运作什么的，政企不分，芮当理事长让人奇怪，看来是因人设事，因芮而设理事会。既然当了理事长，就少管或不管，也就是个顾问，让总经理去干。现在芮这样的人，到企业做什么董事长、理事长，大都是好心办坏事，毁掉企业，有的心也未必好。实在不行，芮又没有地方去，可分给他一块，让他运作，否则中农信就完了，体制太不顺了。⑶关于我，田要求，能在中农信坚持就要坚持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不言放弃，可找陈（锦华）谈。要么理事会虚，成为顾问性质的，如果理事会成为决策机构，我就走，自己找地方。田说，他为我保底，全国人大也有公司，也很需要人，并且都是挂靠，人大不直接干预。
我有日记，手中还有许多资料，但话不能说得太长，有些话还不能深说，就说到这儿为止吧。
本来，连这些话，我也都不愿意说，但社会上关于我与芮的关系有种种说法，大都是或捕风捉影，或道听途说。有些人还在我与芮的关系上做文章，就像当年有些人在我与岐 山的关系上做文章一样。其实，不管你做什么文章，岐 山走时，还是把中农信交给了我；芮与我之间也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，我们都是想把中农信搞好，我对芮的动作是大动作，芮对我的动作也是大动作，都是公开的。我们都不屑于小动作，也没小动作的精力、能力、经验。
现在看，如果芮来中农信，能像杜老那样，只举大旗、管大事、帮大忙，可能理事会的作用更大些，管理体制会顺些。但事实是，理事会这一管理体制始终没有理顺。现在看，它不可能理顺，就是理顺了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一场大戏正在悄悄上演。
这场大戏就是把中农信由国家计委划到农业部。
中农信归到农业部
根据我的日记，加上我的回忆，我简要勾勒一下中农信划归农业部的大致过程。
查我日记，我第一次听说这场大戏，是1993年9月21日。这一天，刘训吉告诉我，公司隶属将发生变化，可能要到农业部了。据说是计委、农业部联名给国务院报告，将我公司划归农业部。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：它的真正动因是什么，谁策划、组织的，仍需调查、了解。
这时，距中农信成立理事会，芮来，也就半年时间，大戏开始的时间比这要早。也就是说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我还在忙于理顺中农信管理体制时，这种理顺已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一旦离开国家计委，理事会也就不存在了，到了农业部，那就会是另一种管理体制了。
刘江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时，分管农口事，也就同时分管国农投、中农信。他经常听取这两家公司的汇报，对这两家公司有所了解。1993年3月，中农信理事会酝酿成立之际，刘任农业部部长。他刚到任，就找国务院分管领导，要国农投、中农信这两家公司。国务院总理说，国农投不能给，它与国家计委的其他五大投资公司都是国务院的，由国家计委代管，国农投去了农业部，其他投资公司是不是也要到相应的专业部去，这是不行的，可考虑把中农信给农业部。后来，刘又找分管领导谈。计委陈主任正发愁芮、理事会、中农信的事情不好办，很想把中农信交给农业部。
这样一来，国家计委、农业部就联合发文给国务院，要将中农信划转农业部。有关部门认为，这样有利于中农信发展，对农业部也是个支持，同时解决了芮与理事会的问题。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得知中农信要划归农业部，此前一无所知，蒙在鼓里。我认为，就体制改革来讲，就金融业管理来讲，都不应将中农信划归农业部，更不应由农业部直接管理。在中农信划归农业部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，我就想尽量争取一些有利于中农信的条件。我找了国务院、有关部委的领导，提出由国务院分管农口的副秘书长负责联系中农信，中农信只是挂靠在农业部，而不是由农业部直接管理。这是后来有人说我反对中农信划归农业部的风源。
我不知道芮是否一开始就知道中农信划归农业部这个事，现在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点，直到中农信开全体员工大会，宣布划归农业部那个时候，芮还不知道他与理事会不跟中农信到农业部去。
1993年11月12日，国务院发文，中农信划归农业部。
11月30日，上午，我到农业部见刘江部长，谈了一个半小时，谈了许多，该谈的都谈了，有沟通，有一定气氛。我与刘谈到我与芮的紧张关系，原因主要在于管理体制不顺，同时我缺少经验，有性格缺陷。刘说，因为我们关系紧张，他们都不好说话了，并说，以后他出面，和好我们的关系。
刘谈到这样几点：
一、中农信转到农业部，他是发动者、推动者。他对中农信的发展有些设想，比如，以中农信为核，联合农业部其他十几家大的专业公司，形成集团，超过中信。二、理事会不过来，芮不过来，他现在不说话，公司过来后再说。三、他认为我在处理上层关系上太硬，比如与芮关系太僵，他认为做什么事都要先听听老同志的意见。
这天下午，公司就开大会，宣布中农信转归农业部。会议期间，芮与我交谈，很平和。我承认自己做事急，考虑欠周到，并希望有时间与芮细谈，听他批评。芮说他对有抱负、有思想、有能力的年轻干部是会扶持的，不会伤他们，不信，以后看。
这次大会后没几天，我和洪毓安到芮家看望芮。他不在，我们等了等，他仍未回，只好先走了。没想到，走到大楼门口时，芮的儿子陪芮一起散步回来。芮对我们说，中农信到农业部，“遂了你们的愿了吧”。看来，芮已知道他与理事会都不跟到农业部去，对我们产生了误会，认为是我们想甩开他与理事会，有意把中农信带到农业部去。我不好说什么，但能见上我一直敬重的他，我心里稍微感到一点儿安慰。
其实，刘江部长只想要中农信，不想要什么理事会，不想要芮，也不想要我。他说过，芮来了，没法管。他也想把我留在计委。他当时找了些人，如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衣锡群，想让他来任中农信总经理，衣认为中农信不好干，没同意来。如果不是田（纪云）说话，当年我也会与芮一样，留在国家计委。
当然，我内心是想留在国家计委的，当个司局长也挺好。我知道中农信不好干，中农信到农业部更不好干。农业部有想法，中农信到农业部后，要成立董事会、监事会。农业部出资入股，出任董事长，理事会不在了，又来了个董事会、监事会，我也不好干。果然，到了农业部，马上调整公司领导班子，还派了党委书记。书记一来，先搞阶级斗争，后来干脆用“60个亿的亏损”葬送了中农信。
国务院最终是用把中农信划转农业部的办法，顺带解决了中农信管理体制不顺，芮与理事会的问题。但是，我还要说，芮作为一个实干家、改革家、政治家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在那样的处境下，还想做事，到中农信还想做事，是难能可贵的。我同情他，理解他，更敬重他。
如今，芮已经去世二十年了。我这篇文章应该是对芮老的纪念，一种深切的历史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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